《任法》讲: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但将这种影响说得过于直遂，于是导致各种荒诞不经之说产生、流行，特别是其中的谶纬之学。政治既为必需，名教既是政治必不可少的，所以侈言超越，适所以败坏。

西汉哀平之际谶纬最为流行，王莽用符命为其夺取政权造势，许多小人争言符命以邀富贵，于是造成十余年诵六艺以文奸言的伪儒政治，当时识者斥为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势利陈，则劫夺之途开。君臣之道于是乎生，安有诈愚凌弱之理？（《抱朴子·诘鲍》）这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说明君主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有设官分职，官各司其职，所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极其差而因其所谓，然后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极，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游乎自得之场矣。

其始也，臣下以灾异革命匡失败，其卒也，君上取符命谶记以自固位权。他又改革监察制度，推行察举任官之法，同时北征匈奴，扩大北方疆土，派张骞出使西域，又南通瓯越，东定朝鲜，积极发展国内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破坏法律，例如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

毁誉与赏罚不一致，对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是有害的。他承认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并且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它足以让人类处于和平状态。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首先，这种环境，并不包含某些情势决定论者所讲的文化因素。(《韩非子·有度》)因此，如果君主是理性的，他就应该为了私利而奉法。

这些立法者之所以为群体的长远利益服务，也是为了利己，与以仁、爱民为最高标准的儒家之君子不同。第一，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人皆有朴素的仁心，但它极度脆弱，只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才有作用。

这种依赖于外在的约束，可能与韩非子讲的法的约束，有相近的地方。饥荒之年，物质已然匮乏。韩非子人性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的理性假设。(11)《韩非子·备内》里面也提到：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

韩非子号称的民众安居乐业，君臣相亲相爱，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只是说说而已。也就是说，韩非子的理性政治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同时，《老子》似乎没有疏客必食的说法，它所描述的人性更加朴实一些。韩非子的国家治理靠的是赏罚的有效性，但这种制度对这种儒家意义上的君子失效。

与赏无可赏对应的是罚无可罚。在《韩非子·五蠹》里提到的草木之实和禽兽之皮这样易腐烂的东西足以让民众满足的古代，再多占有也没有意义。

(见杨玲、闫丽红) (15)《商君书·开塞》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但这种对用不明显的时候，民也可以指所有人。

他这个断言，应该是不成立的。在赏无可赏、罚无可罚的这两种极限情形下，韩非子依照趋利避害的人情设计的完美制度，就崩溃了。即使我们可以叫它性恶论，他的立场也在某些方面比荀子更温和。(见詹康，第113页)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过上幸福生活。他所讲的善心脆弱，完全可以是从其容易被掩盖的角度上去讲的。在趋利与避害之间，韩非子认为避害比趋利更具有驱动力，这是他推崇重罚少赏的一个原因。

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意隐藏他对人性的三分看法，而刻意加重人是审慎利己的命题，来哄骗读者，并且诉诸美学等面向来吸引人主听从。在对利害与荣辱的计算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即所谓民众或者民众)只有就眼前物质利益计算的能力，只有少数人能够就群体的长远利益进行计算。

在《韩非子·五蠹》里面，包括前面《韩非子·解老》所引用的文字里面，倒是有很多要抑制奢侈品的说法。对此，韩非子可以说，人类独特的地方，在于人的行动是基于利害计算的理性选择，而动物只是靠天生的直觉。

(见詹康，第115-116页)并且，本文也会揭示，韩非子对人性的理解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可能会被误认为韩非子没有系统的或内在一致的人性理论。这意味着上述人性论是《韩非子》中的一个内在一致的观点。

他们多数是被错误的道德学说或者情感误导，在国家机器按照赏罚与毁誉正确地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就会回归到利害与荣辱的理性计算上。但韩非子的君主又是绝对的，不可替换的。除了上述脆弱的善心与(对大多数人来讲)短视的理性之外，韩非子其实认识到了人类还有一处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类还在乎声誉、爱慕虚荣，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好面子。比如，他指出：富岁，子弟多赖。

但谁能结合谁，如何结合，这是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再讨论。关于毁誉，还有两点要澄清。

我们只能说，他的人性论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完全相同的一套根本特征。对少数真心和坚定地拥抱高贵道德的人，要少而去之。

这里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但是我们看到，不管叫性还是叫情，这两个概念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指涉人类的普遍和不能被磨灭的天生倾向。

他同时又认为，人类中的多数、即大众的理性是极为有限的，只能根据眼前的短期物质利益进行计算。用狡兔死走狗烹的方式处理，又破坏了赏罚秩序，破坏了建立在赏罚之上的国家制度。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会提出不同于他们的观点。在《老子》第八十章中，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人们可以相安无事。

并且，韩非子更强调建立在赏罚基础上的制度体系。根据这一理论，在一些情形下，外部的奖惩会减弱人们采取被期待的行动的内在动机，因而在加大了外部成本的情况下，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当民众有了充足的物资，他们会有求必应，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这与穰岁之秋，疏客必食的意思一样。更加关键的是，《孟子》里讲恒产恒心的两段在展开时，都强调恒产之后的教化，也就是说恒产并不自动带来恒心或者道德。

更重要的是，根据当代的演化心理学、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人类的多数决定是靠近于条件反射式的基因遗传和习惯养成，而不是基于利害的理性计算。从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毁誉或者更广义的虚荣和面子也是人类利己计算的一个重要因素。